颅内生殖细胞肿瘤长篇小说妈妈,我
-一个真实的记录-
《妈妈，我在》（11-15章）
十一、我的心里啊，泪已成河
第二天一大早，别的病人还在睡梦之中，儿子就醒了，他知道今天可以回家了，兴奋得不想多睡。
我带着儿子轻手轻脚地洗漱，轻手轻脚地出了病房。我对儿子说，妈妈今天带你去C医院看看。儿子不高兴地说，何医生不是说我不用打针了吗，还要到哪里去看医生啊？
初夏的清晨，空气真是好啊。人们匆匆地赶路，急着上班，急着上学，急着打开店铺的门，只有我，急着为儿子找一个生命的答案。
找到C医院住院部十一楼神经外科专家办公室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护士说教授查房去了，你们等一会儿吧。
透过邻近办公室的病房半掩着的门，我第一次看见刚刚做了脑部外科手术的人可怕的模样。
那大约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半躺在病床上，后颈窝插着一根导流管，整个头用白纱布厚厚的缠了不知多少层，往下是比白纱布还要苍白的脸，痴呆而痛苦的眼神没有焦点，生命仿佛只成星星之火。
病床边那个半老的妇人，一定是他的母亲。因为只有母亲，此时才会如此憔翠，才会用一种无比痛惜却又无比坚定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孩子。
我不禁下意识地，抓紧了儿子的手。
从C医院关于神经外科的宣传栏上我看到，接诊我们的教授姓徐。他看了从前到后三次的磁共振片子，反反复复地问了病史和治疗情况，用一口标准的北京普通话，很认真地对我说：“这绝对不是什么襄肿，也不是梗塞，我认为是少枝形胶质瘤。”然后，他笑着对站在我身边的儿子说：“小朋友，你自己出去转悠转悠，好不好？”
儿子早就对高高的落地窗户外的景色好奇不已，听了这话，蹦蹦跳跳地就出去了。
教授的目光跟着儿子出了门，然后收回来看着我说：“首先我要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胶质瘤，手术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他指着阅片器上的片子说，“其次，瘤子长在这个地方，做手术最好的结果，是孩子右半身瘫痪，命是暂时保住了，生命的质量是根本谈不上的，所以，我们一般不主张在这个地方动刀子。”
那一瞬间，我仿佛听到自己的心掉到地上的声音，那种撕肝裂肺的痛，烘干了我的眼泪……‘
我还听见我对教授说：“可是，T医院的医生说可以做伽玛刀的。”
“我不知道在你们武汉这边做伽玛刀，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我只知道在咱们北京那边，没有一个明确的病理活检结果，是不能随便做这种手术的，而且，如果真的是胶质瘤，伽玛刀也只是一个安慰性的治疗，起不了什么作用。”顿了一顿，教授又说：“不过，看孩子情况现在还好，还是回家先观察一个月再说吧。”
言辞之委婉，反而更让我清晰地感到一种拒绝和放弃，是没有任何余地的。
挂号的时候买的一本新病历，看来是用不上的了。我双手无力地收拾好散落在桌子上的十多张片子，出门的时候郑重地跟教授道了谢谢和再见。
我看见我的儿子倚在外面走廊上，那被初夏早晨的阳光照耀得晶莹剔透的落地窗前，兴致勃勃地数着对面一幢写字楼的层数，那小小的挺拔的身影，分明有着翩翩美少年的意韵了……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一滴一滴地，落了下来，我的心，此时，已经不在我的身体里……
儿子扭过头来看到了我的眼泪，原本兴奋得发亮的双眼，顿时暗淡下来。
他也不跟我说什么。这一个月以来，我总想回避在他面前流眼泪，可是常常又情不能自禁，每一次被他发现了，我只好找一个无关紧要的理由。渐渐地，他有些瞧不起我的眼泪了。此时，他底着头自个儿嘀咕：“怎么又哭啦”，然后就怏怏地不再说话，那神情，是一种没有依靠了的不知所措。
猛然地，我意识到我犯了一个多么不能饶恕的错误。我想起了跟丈夫的约定：不要在儿子面前哭，就是装，也要装出高兴的样子。
我揩干眼泪，笑容也跟着露了出来：“儿子，医生说你的病好了，妈妈高兴得哭了。”
儿子的脸上重新露出灿烂的笑：“真的？”
我说是啊是啊，妈妈还会骗你吗？
可是，我的心里啊，泪已成河。
电梯里，只有我和儿子两个人。密闭的空间，让人产生时间的错觉。我是多么希望，这是一个传说中的时空遂道，时间从此倒流，一切回到从前。即使不能倒流，也要就此停驻，我的儿子就会这样永远地在我身边，牵着我的手。
可是，仿佛只有一秒钟的时间，电梯猛地停顿，门开了。
外面，是明媚的阳光，是满眼的绿树红花，还有，幸福的人们。
他们是多么幸福啊，手挽着手的老夫妻，肩靠着肩的小情侣，一手牵一个的孩子走在爸爸妈妈中间笑得象天使一样……
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儿子一会儿牵着我的手，一会儿自顾自地往前冲。他牵我手的时候，我就望着他笑，他往前冲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抹眼泪。
过了一道斑马线的时候，一个步态异常的年轻人出现在我们前面。他穿着一身干净时尚的休闲服，肩膀上挂着白领人才挂的背包，他的左腿是畸形的，虽然能够往前迈，却是用一种说不出来的奇怪的方式，走一步，就带动整个身子象跳舞一样扭动一下，并且一直往左边倾斜过去。可是这个看起来精神抖数的年轻人匆匆赶路的脚步，竟然很快超过了前面很多的正常人，转眼便消失在茫茫人海。
如果我的儿子没有这样病过，我会以为这只是一个腿部有残疾的人，我还猜测这个人有可能大脑的某部分神经受到伤害。后来，带儿子医院治病，看到很多脑瘫孩子的模样，我才知道，这个人最有可能的，就是一出生便是脑瘫。
也许他的父母曾经倾家荡产地为他四处求医，却还是不能改变命运残酷的安排。可是他毕竟活下来了，从他匆忙的身影看，他生活得也许还十分的精彩……C医院专家“右半身瘫痪”的结论言犹在耳，前面这个年轻人赶路的姿态是如此深刻地刺痛了我的心。
第一次，面对残疾人，我除了深深的同情，更多地感到生命的无奈与顽强：不管多难，能够这样活下来，也是很幸福的。活下来，是多么容易，又是多么艰难！
可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啊！
上公交车的时候，人很多，儿子先挤上去抢了一个位置。他刚坐下，一个很老的老太太好不容易上了车，颤颤微微地就抓着他座位的靠背站了过来。儿子连忙起身让老太太坐下，老太太坐下后，瘪着没牙的嘴直说：“好乖的伢啊，菩萨保佑你啊。”这大约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老人，对乖孩子最由衷的祝福。
听了老人的话，我的心没有由来地一颤：如果真的是有象人们所说的救苦救难的菩萨，我情愿千万次地拜倒在菩萨面前，求菩萨保佑我的儿子度过这个劫难。
回到T医院的时候，丈夫已经办好了出院手续，在那里等着我们了。
我把C医院北京专家的话一字不漏地转述给了他，他呆呆地听着，不说一句话。
好半天，他才说：“我们是不是再到X医院去一趟，再问一问伽玛刀的事情，如果他们那里同意做，不管是个什么瘤子，做了再说，不然的话，那东西越长越大，连伽玛刀都不能做了，那不真的是死路一条么。”
丈夫两手提着行李，我一手提着前后三次的磁共振片子，一手牵着儿子，走出了住了整整一个月的T医院神经内科病房。
别人出院的时候都是脱胎换骨神清气爽，在病友们羡慕的目光里，高高兴兴地挥挥手说着早日康复之类的祝福，然后跟自己的主治医生和管床医生道别，听取回家以后的注意事项。只有我们，是在病友充满同情的客气话里，强颜欢笑地挥了挥手。
何医生站在医生办公室门口，见我们经过，轻轻地摆摆手：“别着急，再想想别的办法。”丈夫和我只轻轻对他点头，算是感谢。
走过护士站的时候，正碰上匆匆而行的王教授。也许他是真的很忙，忙得连抬头看人的功夫都没有，我也不想再听他什么如果可能要是之类的口头语，就那样擦肩而过，心里复杂的感受，却不是那一个冷冷的转身动作所能够表达得清楚的。
站在T医院的大门口，望着满脸痤疮、胖得病态不堪却走路明显跛脚的儿子，泪水再一次模糊了我的眼睛。丈夫拍拍我的肩膀，算是无言的提醒。
往前走不过十分钟的路程，就是X医院了。
在伽玛治疗中心，符教授刚做完一个治疗下来，他直截了当地问：“确诊了吗？是胶质瘤吗？”
我是多么不愿意亲口说出“是胶质瘤”，话一出口，变成了“C医院的专家说，还没有病理活检……”，
这句话，也是后来在绝望之中一直苦苦地支撑着我希望的唯一的理由。没有病理活检，我不相信命运真的会对我的儿子如此残酷。
符教授说，既然打了一个月的消炎针，病灶反而还长大了，那么，不是胶质瘤，又是什么呢？丈夫说，那我们就在您这儿做伽玛刀吧。
符教授将丈夫和我让进他的办公室，关上门，神情严峻地开始了术前谈话：“胶质瘤是很麻烦的一种瘤子，即使做了伽玛刀，也只能够维持病人两三年的生命，也许今天这里的瘤子打了，明天另外一个地方就又长出来了，而且，还可能出现一些并发症，比如水肿啊、癫痫啊，甚至你孩子右手右脚的状况还不如没打之前。可是如果不管它，三两个月之内，它就会要了人的命。所以你们做父母的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小孩子能吃就让他吃，能玩就让他玩吧。”
这番话，在我听来，就象是在给儿子作死刑或死刑缓期宣判。
我却死死地认定了“没有病理活检”这句话，对符教授的话充满了执拗的排斥。
所以，当丈夫说“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把住院手续办了，这两天赶紧给儿子做伽玛刀吧”，我坚决地摇了摇头：“不，我要带儿子回家。”
丈夫说他担心瘤子长大了，连做伽玛刀的机会也没有了。
此时此刻，我是不能使着性子跟他争个输赢的。我只是跟他说，儿子有一个月没回家了，做了伽玛刀以后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让儿子回家住两天再来不行吗？
丈夫无语，同意了我的想法。
如果在从前，两个“叫鸡公”面对面，这样的情况是必然要起一番争执的。
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相互怜悯，彼此体贴着对方那颗同样为儿子伤心的心。时至今日，这种怜悯已成了患难夫妻相濡以沫的情感，并且，愈来愈深。这种情感所焕发出来的温馨的光芒，让我们的儿子和女儿一直沉浸在家庭的幸福里，任谁也不忍打扰两个孩子的幸福，甚至连病魔也退避三舍。
后来听一个朋友说，他有一个亲戚的儿子，十几岁的时候也得了脑瘤，为了儿子，本来打死架离婚了几年、甚至有一方差不多要再婚了的夫妻，重新又走到了一起。好在他们的儿子不仅病好了，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还考上了大学，现在一家人恩恩爱爱的，别提有多幸福了。
——对生命的敬畏与爱，足以超越一切恩怨情仇。更何况，这个生命是源于自己的骨血。
十二、生命的细节
6月8日下午，我们回到家里。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啊，我的家从来没有过如此的脏和乱：地板不知有多少天没有拖了，没有光泽的地面满是水渍；家具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沙发上乱七八糟地堆着衣服和报纸；洗衣机的盖就那么无精打采地敞开着，女儿的一只袜子可怜兮兮地挂在边上；床上胡乱堆着的，还是一个月以前的毛毯，如果我在家，早就换成毛巾被了……
后来听女儿说，那段时间她和爸爸在家里，不是下面条就是泡方便面，她洗澡换下的衣服，爸爸看都不看一眼地就往洗衣机里丢，第二天要穿的时候直接从衣架上取下来，女儿笑得“咯咯咯”地跟我说：“哪象你，还要一件件的叠好放好，爸爸说你那样是没事做、浪费时间。”
末了她又撒娇地搂着我说：“好妈咪，你不在家的时候，没人帮我洗裤头了，爸爸说我是大姑娘了，非要我自己洗，把我的手搓得累坏了，你回来了我就幸福多了啊。”
连丈夫手下的员工们都开玩笑说，这些天老板娘不在家，老板穿出来的裤子象腌菜渣。
其实丈夫是一个非常爱干净讲整洁的人，做饭洗衣做卫生，他做起来比我还做得好。可是，那个医院里的儿子，其它的一切已经无所谓了。他的心，就象这些家什一样零乱不堪，不知从哪里开始收拾才好。
儿子和女儿同在一间卧室，两张小床一直是拼在一起的。从小到大，我喜欢给他们用一模一样的床单和被套，至于哪一个睡靠墙的那张床，那是他们自己用锤子剪刀布的方式来解决的。
就在儿子住院的前不久，我觉得男孩子女孩子都十一二岁了，想把他们分开来睡，可是丈夫不同意，他说在外面累了一天，就是盼着晚上回到家里，能够看见两个孩子舒舒服服睡在一起的样子，那种感觉，真是要多幸福有多幸福。
他还告诉我一个连我也没有观察到的有趣的现象：两个孩子睡觉的姿势永远是互为对称的，要么面对面，要么背靠背，如果都是仰面，一个的左手搁在枕头上，右手放在肚皮上，另一个就必然是右手搁在枕头上，左手放在肚皮上。要是他故意捏其中一个的鼻子，另一个也必然要跟着翻一个身，翻身以后的姿势也必然是保持对称的。
我不相信，有一天晚上他就非要拉着我做试验，结果履试履中，他笑得象中了彩票一样的得意：“哎呀，多可爱呀，多可爱呀，你说我怎么舍得让他们两个分开睡，长大了怕什么，再大也是姐姐弟弟。”
这两个从我身体里诞生的小生命，是多么奇妙啊。
记得当年刚刚结婚的时候，因为没有房子没有钱，有半年时候我们不敢要孩子。单位的幼儿园就在宿舍大院里，每天早晚，看见上幼儿园的小孩子，实在是可爱得不得了，有一天我对丈夫说，今天我看见一个小孩子长得白胖胖粉粉嘟奶声奶气的样子，实在是太可爱了，要是我有这样一个孩子，我一定要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两个孩子，就是那一天来到我的身体里的。
开始的时候我怀得很辛苦，吃什么吐什么，什么没吃就吐胆汁，最后连胃里面的血都吐出来了。婆婆见我太可怜，跟我说是不是跟你妈妈商量一下，这孩子就暂时不要了，大人要紧哪。我说我舍不得，真的舍不得，忍一忍不就过去了。其实我是想，这孩子是应着我的呼唤而来的，再难受我也要忍着，我一定要好好地让他在我的身体里长大。
后来我的身体慢慢正常了，婆婆和妈妈就开始盯着我的肚子各想各的心事。
婆婆只有三个儿子，大哥生的也是个儿子，她老人家有意无意地总是在我面前说，唉，这一辈子都没个丫头让我梳梳辫子，家里这几十年来连块花布都见不到，真是让人想得慌，然后又说我这三个儿子，就数老二长得最好看，他要是生个女儿那肯定漂亮得很。
我见过丈夫婴儿时候的照片，圆圆的脸，黑葡萄一样的眼睛，秀挺的小鼻子，花瓣一样的小嘴巴，又甜美又高傲的表情，戴着一顶小圆帽，就象一个漂亮得没法形容的芭比娃娃，令人忍不住地想多看几眼。
只可惜我们的两个孩子没有完整地继承他们父亲的优点，而且是也成对称地，儿子的眉眼象他父亲，鼻子嘴巴象我，女儿眉眼象我，鼻子嘴巴象他父亲。我曾为此颇为遗憾耿耿于怀，丈夫却非常满意：这样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最佳演绎，是最为完美的版本了。
我的母亲只有三个女儿，不用说，我也知道母亲一定希望长外孙能够是个男孩子。
我们这里的俗话说“酸儿辣女”，又说“男茶女酒”，意思是说孕妇如果喜欢吃酸东西和喝茶，怀的一定是男孩，如果喜欢吃辣味和喝米酒，那么怀的就一定是女孩了。偏偏我从怀孕伊始，这四样口味来来回回地馋了个遍，搞得婆婆妈妈晕头转向，时喜时忧的，让人看着实在是着急。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生了两个白白胖胖的宝宝，可是其中有一个不知怎么的，就坐在摇篮里飞啊飞啊飞，越飞越高，越飞越高，高到我怎么也摸不到他，我只能站在地上，无奈地看着他离我越来越远，看着他也在依依不舍地望着我……
年轻无知的我不知其中的深意。第二天一大早就高兴地悄悄对丈夫说：“唉，你说这一下子要是儿子女儿都有了该多好。”丈夫定神看着我说，老婆，你没做梦吧。我说是啊，我昨晚真的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真的生了两个孩子，美中不足的就是有一个飞跑了。
丈夫只当我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笑了之。
到了六个月的时候，我的肚子大得象要生了一样，我生怕有什么意外，医院做检查，妇产科的医生说做个B超看看吧。做B超的医生看了说，是两个！她指着B超显示屏对站在一边的丈说，你看你看，这满肚子手啊脚的。
我躺在那里，忍不住问了一句：“医生，您看是男孩还是女孩啊？”医生正色道：“管他男孩还是女孩，生下来不就晓得了。”
可是我有感觉。
我感觉左边靠上的那一个好动，右边靠下的那一个不好动。有时我睡觉稍微往左边侧一下，那一个拳打脚踢的不同意，我只好往右边侧过去，右边的那一个乖多了，轻轻动一下表示不满就算了。
丈夫就断言，那肯定就是一男一女了。我问他你凭什么这么自信啊，他说你想想，女孩子精灵古怪沾不得惹不得的象你，好动的那一个肯定是女儿了，男孩子憨厚老实不张不扬的象我，不好动的那一个肯定就是儿子了。
事实证明，女儿的脾气确实跟我如出一辙，而儿子，用婆婆的话说就是“跟他老子一个样的栽巴（老实）相”。
年1月24日，那个有着温暖冬阳的上午，医院剖腹产的手术台上，头上罩着氧气罩，两只手背插满了针管，听着局麻过后，医生在“喀嚓、喀嚓、喀嚓”地切开我的肚皮和子宫……随着一声响亮急躁的哭声响起，年轻的助产士高兴地说“哎呀呀，好漂亮好漂亮”。
助产士来不及收住话尾，另一个哭声跟着响起来，明显地没有第一个哭得有力气，似乎背负着无法言述的苦难，那哭声里满是不尽的伤心。
我听见刚才那个助产士兴奋得几乎叫起来：“你好幸福啊，一样一个、一样一个。”
我就知道了，先出来的是女儿，后出来的是儿子。
开始缝针的时候，我已经有些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一个医生问怎么只有一个胎盘，另一个医生说是很奇怪，怎么只有一个胎盘。问话的医生说真是奇怪，象这样的双胞胎怎么会只有一个胎盘呢。然后她凑近我说：“你的事迹可以写一个医学报告了，象这样的异卵双胞胎，应该是两个衣胞，而你只有一个，真是奇迹。”
没有谁去深究这个奇迹，至今是个谜。它让我常常想起一些奇怪的梦，这是后话。
也许生命本身就没有什么必然，就象一首歌里面说的那样：“我来自偶然象一粒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
生命真的是如此的脆弱，脆弱得经不起一个小小肿瘤的伤害。它不仅会夺去你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快乐，还会让你和你亲人的生活从此面目全非。
那天晚上，两个孩子在床上笑啊闹啊，亲热得不得了，似乎要把久别重逢的快乐都笑出来。从前这个时候，我总是嫌他们闹得慌，现在却晃若梦中：一切又回到从前了吗？
如果一切又回到从前，该多好啊。
可是，一切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我对丈夫说，要不，还是让儿子跟我睡吧，我觉得再也舍不得他离开我了。丈夫摇摇头，不，就让两个孩子一起睡吧，尽量不要让儿子觉得他的生活有什么改变，你看他笑得多开心。
我知道丈夫的下意识里，是希望能够永远拥有两个孩子睡在一起的幸福。
两个孩子累了睡了，我和丈夫却是愁肠百结，相对无眠。
我无法控制那些念头一遍又一遍地盘踞在脑海：儿子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啊？是不是我怀孕的时候在办公室上班，在男同事的吞云吐雾中被动吸烟太多；是不是我因为妊娠剧吐打过吊针，给当时尚在胚胎之中的他造成了伤害；是不是在他十个月吃奶时，我又怀孕了吃过口服打胎药，那些不好的东西通过奶水被他吸收进了身体；是不是这两年我忙于帮丈夫打点生意，疏忽了对他方方面面的照顾；还是真的是因为丈夫父亲的隔代遗传……
我甚至想起了这样的细节：在儿子三四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婆婆给他洗完澡穿好衣服后，不无忧虑地对我说，他的右脚好象抽筋一样老是伸不直，还直抖直抖的，都三四个月了右手还是捏个拳头伸不开……在儿子五六岁的时候，因为老是不自然地眨眼睛，医院，医生给他做了一个诱发电位检查，说是大脑左侧什么地方有轻微异常，还给开了一种好象是针对小儿多动症的药，我担心药物的副作用，没有给他吃……
可是，儿子不到十一个月就开始说话，过了一岁就会走路，除了三岁以前多一点感冒发烧和长得比女儿瘦小一些，他甚至比一般不是双胞胎的同龄的孩子还要健康，给他买的小足球不知被踢坏了多少个，他跑起来那个快跳起来那个欢啊……
可是，现在，那个瘤子，我看不见摸不到，医生说如果一直长下去，就会压迫他的运动神经、视神经、呼吸神经、嗅觉神经……他将活得非常痛苦，不能动、不能看、不能吃、不能呼吸……我趴在儿子的小床边，一遍又一遍地摸着他温热的身体，任由泪水肆意地流淌……
十三、病急乱投医
丈夫最担心的，是儿子的右手右脚的症状会随着瘤子的生长进一步严重，即使将来瘤子治好了，手脚也没用了。
因为他曾经问过何医生这个问题，何医生的回答是，在正常情况下，脑细胞缺氧6个小时就会死亡，可以说长瘤子的那个地方的脑细胞已经死亡，要想恢复原有的功能，只能靠坚持不断的锻炼，来建立周围脑神经的代偿功能。当时儿子的右手右脚虽然大的动作没有问题，但已经有了明显的肌肉萎缩的迹象。
丈夫决心无论如何，首先要保证儿子身体机能的正常。
那时学校还没有放假，丈夫每天要早出晚归地打理学校食堂的生意。可是他已经完全不在状态了，就那样机械地维持着。坚持到初三年级中考以后，最后的一个星期还有初一初二两个年级上学，他再也挺不下去，不管学校校长是怎样误会他“嫌学生少了赚不到钱”，义无反顾地提前结束了生意。
丈夫每天的工作，就是陪儿子做运动。早上一个小时，下午一个小时，晚上一个小时，跑步、爬楼梯、单脚跳、倒退走、举哑铃、下腰、起蹲，连看电视的时候，都要用特制的“拉杠”让右脚踮起、右手高举……这种枯燥艰苦的锻炼，一直坚持到今天，只要不上学，这些运动非做不可，甚至在残酷的放疗化疗的过程中，也从来没有间断。
如果没有丈夫这样看似狠心的坚持，儿子今天只能象半身不遂后遗症的老人那样，右边的手脚呆滞僵硬，只能说是活着，谈不上任何的幸福快乐。
炎热的夏天，儿子常常做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我说这么热的天，儿子累了你就歇歇吧。儿子说不，爸爸说了，要想活命就得拚命，我这样累，是为了更好地活着！
这是我永远都不能释怀的一句话，我发誓就是倾家荡产也要让儿子活着，象别的孩子一样健康地活着。
所以当不久后的一天，在一家热销的权威的杂志期刊上看到这样一则广告后，我竟然如获至宝，轻而易举地就相信了它：
XXX把1%的希望变成%的事实
我叫XXX，十三年前那场病改变了我的一生。那是年的1月15日下午，我下班回家，突然觉得头痛、吐黄水。到XX医院照了一下X片，检查的一位女医生说，太可惜了，这么壮的小伙子，脑子里长了东西。我再转到XX医院，经检查发现脑部有三个5*5cm大小的肿块。面对检查报告，该院最权威的肿瘤专家摇摇头说，病人开刀也是死，不开刀也是死，顶多也就活个半年，现在他想吃啥就给他吃啥吧……事情到了这一步，我的病看来一定是没治了，母亲流着眼泪开始为我准备后事，连我的寿衣都准备好了……
在母亲为我操劳的时候，兄弟们正在四处打听有没有治我这种病的药物，哪怕是1%的希望也要试一试。终于我二哥打听到了XX癌症研究基金会XXXX研制中心主任XXX教授研制的XXX胶囊是国内目前唯一的中晚期癌症患者专用X药，这药把许多癌症患者都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我开始服用XXX……服完一个疗程后，癌痛大大地减轻。三个疗程后，我的病情明显好转，身体已经开始有点力气……半年过去了，我还活着，上医院检查，我脑子里的瘤已经钙化，什么都没有发现。一年，两年，我渐渐恢复了健康，看上去跟其他人没两样……十三年过去了，母亲饱经风霜的脸上早已堆满了皱纹，但她还在为没有白发人送黑发人而高兴……今天这一切都是XXX赐予的，我想唯有自己好好地活着才是对X教授最好的报答，也是对我的母亲最好的报答。
多么感人的广告，仿佛是为我量身订做的一般！当天晚上，我竟高兴得反反复复地把这则广告看了几十遍，那些母亲、兄弟、教授、活着、报答之类的字眼，无时无刻不在蛊惑着我几近崩溃的神经。
最打动我的，是广告顶页的那行黑体字和那幅发明人正在翻阅一本厚书的照片：东方之子——现代X药发明人XXX教授。
东方之子，那可是CCTV一个经典节目的经典栏目里面的人物，介绍的都是各行各业里功勋卓著之国家栋梁，这个栏目的开篇语“东方之子——浓缩人生精华”，在中国电视观众中已经深入人心，这样的广告多么具有诱惑力和说服力啊。
丈夫看了这些文字和图片，心动得比我还快，他说要是这药真的有这上面说的这么好，儿子就有救了，不管怎样，我们试试吧，总比现在这样消极等待要好。
我说这么好的药，一定很贵。丈夫说只要能治好儿子的病，就是一仟块钱一粒的药，我也要买。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拨通了广告上的咨询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个非常知书达理非常娴静的四十多岁女性的声音，她说他们在汉口XX大药房专门设有门诊部，还有坐诊专家，如果我真的需要的话，可以过去看看，末了她还说这种药确实很好，如果我去了，可以看到她那里有很多买了药的患者的记录。
我以为，我听到了儿子的福音。
当天下午，我带着儿子的病情资料和厚厚的一叠钱，坐上了到武汉的公交车，又转了一道车，到了汉口XX大药房。
原来，这家大药房就在T医院和X医院之间街道的最繁华处，专卖各种特效药和品牌药，有上下两层，每一种药都有一间专门的诊室，我要买的XXX药的专家门诊在二楼的最前面一间。
接待我的那个穿着白大褂的——权且就叫她是“卖药的医生”吧。她大约四十多岁，一口温柔糯软的北方普通话跟电话里一模一样，长得瘦瘦小小的，除了描得有些过于细致的眉毛，再没有其它特别的修饰。直到今天，她留给我的记忆就是这两条很奢侈的眉毛。
看样子，她就是她自己所说的坐诊专家吧。可是那时，为儿子求医心切的我，真的以为她就是专家了，连她一开始把磁共振片子拿倒了的动作，我都没有在意。
看完片子，她拿出一本发黄的厚厚的关于脑肿瘤的书，指着一幅大脑结构解剖图，煞有介事地给我讲解大脑皮质、松果体、丘脑、穹窿、胼胝体、视交叉、垂体、下丘脑、脑桥、小脑、第四脑室……我对大脑结构的最初认识，竟来自这样一个“卖药的医生”，真是难为了她的一片苦心。
我打断她满是名词术语的讲解，开门见山地问：“这药真的象广告上说的那样，能够让瘤子缩小吗？”
她拿出一本象流行杂志的薄薄的册子说，你先看看这本详细的说明书吧。
这是一本印刷很豪华很精美的册子，质地高雅的铜板纸封面上，青翠欲滴的绿色是镜头推得极近的禾苗，禾苗的尖尖是嫩嫩的鹅黄，几滴晶莹剔透的露珠，正摇摇欲坠地滑向这鲜活生命的根部，也一下子涌到我一直焦烁如焚的胸口。
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翻开了它。
四位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的题辞、引言——扶正荡邪救绝症、临床试验报告、临床病案、权威的肯定、生命的谢意、学术机构与成员名单……一切看上去如此真实确凿。可它毕竟是一本广告册子。
看到我始终将信将疑的样子，她又翻开放在桌子上的一个记事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症状、联系方式等等资料，说这都是来买药的患者的资料，你看，有很多还是买了两个疗程甚至三个疗程的。
肝癌、肺癌、直肠癌、淋巴癌、乳腺癌、胃癌……怎么会有这么多得了癌症的人啊，我一边翻看，心里一边堵得慌。上面记着有78岁的老人，还有不到5岁的孩子！那个宜昌的不到5岁的小女孩，是脑干肿瘤，还有一个8岁的汉川的小男孩，也是脑干肿瘤。
我说我可以记下这两个脑瘤孩子家的电话吗，也好问问他们吃药的情况怎样。大约是为了更好地说服我，她有些不情愿却点点头说，我们一般是不公开患者的电话的，因为这样的患者一般是不喜欢被人打听的。
这句话她说的是实话，比如我，医院回家以后，有亲戚朋友关心地问孩子到底怎么了，我总是说好了好了，包括对我的父母，我实在不可能亲口说“医生说没办法治了”。我是那么地希望我的儿子无论怎样，都能够象正常的孩子一样活着，而不要受到一点点异样目光的注视，哪怕是善意的同情！
她帮我在宣传册的最后一页抄下了这两个电话号码，又给了我一个北京的免费咨询电话，说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随时打这个电话问问清楚。
想起那些专家教授们或直白或委婉的结论，想起在家里一天天病情没有着落的儿子，望着一脸诚意的“卖药的医生”，我问：“这药一个疗程多少盒，一盒多少钱？”
她顺水推舟地将那个记事本推到我面前，又递给我一枝笔：“来，先在这里登个记吧。”我写下的那几行字，就象那些前者一样，后来也成了她说服后者的有力事实。而这，显然是违背了我们的初衷的，用我们这里的一句俗话说，就是“被别人卖了，还要帮别人数钱”。
最后，她领着我到药房的收银处，边走边说：“你也别买那么多，先买一个疗程的试试看，好的话再来买第二个疗程的。”
面对如此诚心诚意，我还犹豫什么。
一个疗程六盒，一盒元钱，一共花了元钱。现在算来这是我们一家人一个半月的生活费，可当时我眼都不眨一下地就数了出去。
傍晚，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让儿子吃药。我甚至幻想着，儿子早一秒钟吞下药，那个可恶的瘤子就早一秒钟开始缩小。
这是象普通感冒药一样的胶囊，说明书上说一日三次，一次三粒。
看着儿子一口气吞下了三粒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可是当我坐下来仔细地看看说明书的时候，不禁大失所望。
毫无疑问，它是有国药准字号的药，可它的功能主治却与广告上说的大相径庭：“益气养阴，补肺益肾。适用于气阴两虚、肺肾不足所致辞的倦怠乏力，面色苍白，口干口渴，自汗盗汗，纳差食少，腰膝酸软，咳嗽气短，胸闷胸痛等症状。也可用于肺患者及化疗的合并用药。”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下来，可是当我把那本广告宣传册上那些神乎其神精妙绝纶的文字看了一遍又一遍的时候，我的心又慢慢地热了起来。末了，我拨通了那个姓曾的汉川小男孩家里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男孩的父亲。我说我是在买XXX药的时候知道他儿子的病情的，因为我儿子也得了脑瘤，我想问一下孩子吃了XXX药以后是不是好一些了。
男孩父亲的声音听起来低落而憔悴：“我儿子现在已经没有吃这个药了，吃了以后胃不舒服，吃了不到一盒，看孩子实在不想吃，也就算了。”从男孩父亲的诉说中我知道，男孩发病己经一年半了，连北京T医院都去过，医生说不能动手术，然后他们在北京还找了一个叫XXX的中医，拿药回家吃，吃得孩子老是吐，也没什么效果，只好作罢。男孩脑干肿瘤的症状是四肢无力，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一天到晚在床上，吃饭也只能吃流食。其间他们还买过XX按摩治疗仪，给孩子做按摩想改善症状，可还是徒劳。
也许是被绝望压抑得太久了，我这个陌生人的电话，到后来成了男孩的父亲有些爆发式的诉说。记得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大姐，你要是给孩子找到了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可别忘了打电话告诉我。”幸亏我不是骗子！
然后，我又拨通了宜昌那个5岁小女孩家里的电话。
那位年轻的母亲显然已经被女儿的痛苦折磨得有些麻木，她只是有些钝钝地告诉我，因为家里经济比较困难，她买XXX药的时候只买了半个疗程试试看，女儿吃了以后好象没有什么效果，也就没有再到武汉去买了。我问那孩子现在好吗，她说只是在吃中药，我又问吃中药效果好不好，她说反正没吃中药前女儿老是吐，现在没有吐了，她也不知道孩子以后会怎么样……
放下电话，我不知所措。
难道，我的儿子也会象这两个孩子一样，吃了XXX药毫无效果？可是那个广告上明明说那个叫XXX的人吃了以后，就起死回生了啊。
我不甘心地，又拨通了那个“卖药的医生”给我的北京的免费咨询电话。
接电话的显然是训练有素的专门接咨询电话的接线员，说的话跟广告上的内容如出一辙，当我再往深处咨询更具体的诸如脑肿瘤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接线员就给了我另外一个电话号码，说这是XXX教授在北京XX医院门诊部的电话，不过接电话的不一定就是XXX教授。
那个电话号码一拨就通了，接电话的是个柔声细气的女人，果然不是XXX教授。听我连珠炮似的发出疑问，她不紧不慢地说：“是这样子的，任何药物都不能说是绝对有效的，相对不同的个体，它的作用也不同，有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有的效果来得比较慢，而对有的也许就完全没有效果。就我知道的还有一个山东的老头儿，他吃了一个疗程，那瘤子就小了一半了。我觉得吧，您也别着急，先慢慢吃着试试看吧。”
我就真的信了这句话，让儿子慢慢吃着试试看。
可是不知是停了激素药还是吃了这个药的原故，儿子的饭量骤减，吃饭的时候时不时地作想呕吐状，看着让人很是着急。
那天我只好又拨通了北京XX医院门诊部的电话。
这一次接电话的，是一个典型的说话直来直去的“京片子”女人。听了我诚惶诚恐罗哩罗嗦的询问，不知道是XXX教授那天得罪了她，还是一个母亲的苦心让她突然一下良心发现，她丢给我一句“你要是觉着这药真的能把那瘤子给吃没了，就天天让你儿子吃得了吧”，然后“啪”一下就挂断了电话。
这药，我还敢给儿子吃么？
大约两个月以后，我在《XX都市报》头版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XXX胶囊因违法发布药品广告被国家药检局公布》：
据了解，药监部门审核认定、可在广告中宣传的“XXX胶囊（国药准字Bxxxx，北京XX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功效只是“癌痛、放疗、化疗患者的辅助用药，对手术、放疗、化疗所造成的诸症状有调节作用”，但是在其宣传资料上表明XXX胶囊能主治中晚期癌症，缩小肿块，强效止痛，消胸腹水等作用。
……违法宣传遍布全国15个省市地区……专家表示，保健品只具有保健功能，只允许发布广告，但绝对不允许宣传有治疗作用，消费者一定要擦亮眼睛，一些厂家商家由于利益的驱动，通过广告大肆炒作，将仅仅只有保健作用的保健药品吹成了治癌的灵丹妙药，而且将全部的广告费打入成本后高价销售，以致误导病急乱投医的患者花了冤枉钱，走了冤枉路。
我就是报纸上专家所说的“病急乱投医的患者”的母亲，我只是全国千千万万个上当受骗的患者的丈夫妻子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中的一个。
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是愚蠢的，而一个生怕失去儿子的母亲，情急之下什么样的蠢事都可能做得出来。不久后，在更加绝望的境地里，我又一次上当受骗，与这次不同的是，我上的是网络的当。
十四、求佛
每天早晨，丈夫带着儿子和女儿出门锻炼，我在家里准备一家人的早餐。
女儿已经长得跟我差不多高，有着正在青春发育期的女孩子特有的“婴儿肥”，她一生下来就是这样胖胖乎乎结结实实的，从来不长得特别胖，也不一下子瘦下来，就这样一直健健康康地长大，连感冒咳嗽都极少。她的学习和生活自理能力很强，几乎是在我不经意中，她就进入了青春期，用丈夫的话说就是“我没怎么操心，我的丫头就长这么大了”。
聪明健康的女儿，是上天对我格外的恩赐。儿子的病，让我对女儿更加珍惜。我跟女儿说你的身高一定要超过妈妈，每天早晨的运动，对你最有好处了，既减肥又增高。
女儿听了这话冲我嘻嘻一笑。她属于心智早熟的那一类型，不论我和丈夫怎样竭力的掩饰，她还是知道弟弟的病没有好，她已经感觉到我们的生活跟从前有了一些不同，她的嘻嘻一笑显然是为了逗我开心的，却多少也给了我一点安慰。
女儿是乖巧的。放假的时候，她帮弟弟找老师要了暑假作业，每天，她哪里都不去，就陪弟弟一起出去做运动，一起呆在家里做作业，一起说话，一起看电视，有小伙伴来找她出去玩，她是一定要带上弟弟的。
这也正是我和丈夫所希望的。学习和玩耍，是每一个正常孩子的乐趣。自始至终，不管儿子生命的真相如何残酷，我们都让他象正常孩子一样上学、做作业，然后出门和小伙伴们玩得汗流颊背浑身脏兮兮，而不是一味的象心肝宝贝一样捧在手心里，不肯放手。只有这样，他活着才是快乐的。
在T医院住院的时候，我就给儿子带着课本，一直在坚持给他上课。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儿子未来的希望。期末考试那天，我找老师要了语文数学英语的试卷回家给他做，竟然都有70多分。我甚至幻想，如果在这个暑假里能够把病治好的话，儿子就可以跟女儿一起上六年级了。
有一天丈夫对我说，他决定把学校食堂的生意转让出去，他要全力以赴地救儿子的命。
我说，在T医院还没有得到一个实质性的结论，便花了整整两万元钱，往后的日子，经济上只出不进，如何能够保证儿子得到好的治疗？学校的生意你还是做下去吧，我来一心一意地照顾儿子。
丈夫坚决地摇了摇头：“既使这个生意一年能赚十万八万，又怎么样呢？再多的钱，买得回来我健康的儿子吗？”
“我丢掉的是赚钱的机会，捡回来的是好端端的儿子。”当时，他就已经预感到，儿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多么需要父亲一刻不离的呵护。
我不置可否。对儿子病情的担忧和对一家人生计的担忧，让我常常在夜里一觉醒来之后，再也无法入眠。白天里除了买菜，我很少出门，出门遇见熟人和邻居，竟呆呆地连招呼都不会打。丈夫更是断了跟外界的联系，寸步不离地跟着儿子。
我们在想给儿子正常生活的同时，却忘记了自己过着的，正是一种非正常的生活。
而我的父母，在那一段日子里，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每逢有谁问起我的境况，母亲便是止不住的泪水涟涟。可是他们除了着急，除了流泪，又能怎么样呢？
还有我的大妹，每隔几天，她都要过来看一看我们。老小老小，老人一辈子经历磨难，象小孩子一样脆弱，我不能在父母面前流泪，怕老人伤心。只有在大妹面前，才克制不住地哭出来，但也是无声的，忍一忍总能过去。我是姐姐，无论如何我要在她眼里保持我的形象。
到底是上过大学崇尚科学的人，大妹建议我多在互联网上去看看，也许会有一些希望。于是，每天下午，我都到附近的网吧去上网。正是暑假，网吧里清一色的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对我这个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妈妈级同类投以探询和好奇的目光。
丈夫见我每天跑来跑去的很麻烦，索性到电信局将家里的电脑申请了宽带上网。
因为见过的医生都说是胶质瘤，我就只搜索胶质瘤。这种极具局限性的搜索带给我的，除了一次比一次更深的对胶质瘤的恐惧和绝望，还有中药能治愈脑瘤的各种各样的广告。
有了XXX药的教训，我不再轻易地相信这样的广告，看多了，也有些动心，只是不敢贸然行动。
我甚至跟着我已经皈依佛门的五舅妈，去求见了一位很受一方信众信任的师傅，然后依照师傅的指点，到寺庙里去请了一尊佛像回来，供奉在家里。
从前的我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相信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凡事只要努力便好，求神拜佛是一种很愚昧的行为。
可是找过的专家教授博士都说目前的医学对胶质瘤无能为力，想起在公交车上那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因儿子的善举而送给他的美好祝福，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佛，那么为了儿子，我愿意做我所能够做到的一切。我不能因为我的执着，而给儿子的生命留下任何遗憾。
在千年古刹归元寺那庄严肃穆的大雄宝殿里，我在佛前久久地跪着，那种生死求拜的虔诚，仿佛是前世已定的缘：佛啊，请你救我儿子逃离这个劫难，给他一条活路吧，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什么都可以去做，我只要儿子活着。
时至今日，虽然儿子暂时地活了下来，可是我无法摆脱对于他未来命运的悲哀，那些佛教经典对于生命宽容空灵的安抚，极大地慰藉了我的心。如果说最初我只是一种有所求的盲从，那么后来就是在寻找一种寄托，开始一种对生命的思考了。并且时间愈久，我愈相信，佛教于人是一种幸福美满的教育，没有经历过某种刻骨铭心磨难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当时丈夫对我的举动非常的不认同，看着我的泪眼，他还是强压住心里的反感，不作任何表示。
我想，一定是一颗母亲的苦心感动了佛菩萨。几天后，6月20日中午，大妹冒着烈日，迫不及待地给我送来一张《XX日报》。
那张报纸，一开始我以为是大妹有心为我找来。后来才知道，是妹夫在他的办公室里，因为下了班想踢足球换下了皮鞋，随手在桌子上扯了一张他认为没用的旧报纸，把皮鞋包着带回了家，又随手扔在了沙发上。而大妹以为那包着的是一条香烟，心想他要抽烟的时候自然会自己收拾的，就没有动它。后来实在是看不过眼，就过去打开它，结果看见那一个专版：
湖北省脑科中心神经外科主任——孙荣君
技精一刀德高一品
孙荣君，主任医师，教授。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在临床工作中受到了极其严格的专业知识强化和临床技能训练，加上对脑肿瘤、颅脑外伤、椎管内肿瘤等神经外科疾病上万例的诊疗经验和数千例手术经验的积累，使得孙主任不仅具有渊博的专业知识，而且手术技能十分娴熟。尤其对颅内许多高风险、高难度的肿瘤以及脑血管畸型等，孙主任更有着突出的擅长……获得了广大病员和学术界同行的广泛赞誉，人颂“技精一刀、德高一品”的好医生……
大妹说，姐你不要恢心，好好看看这张报纸，你们明天就带边边去试试吧，说不定这一次就找对路了，说完她就赶着回家做饭去了。
我拿着那张皱巴巴的报纸，看了又看。
《XX日报》是武汉市的一份党报，对于它我是有感情的。年从单位宣传科下岗以后，我放不下心爱的笔杆子，断断续续地给它的副刊写过不少稿子，有一篇稿子还发了一整个版面，记得那个对我不吝版面的编辑名叫刁世凤。只是近几年忙于生意，才淡散了这个爱好。
“党报一般是不做不负责任的宣传的”，二十一岁在部队便入了党的丈夫这样对我说。虽然下岗以后再也没有人通知他过组织生活，也没有人向他收取党费，甚至被我揶揄“已经自动退党了”，但他总是对年轻时的信仰充满了怀念。
“打个电话问问吧”，丈夫催促我。
为买药打的电话，已经使我对自己的判断能力产生了怀疑，我对丈夫说还是你打吧。丈夫说还是你打，你比我会说话。我说那你别催我，让我把报纸再看一遍。
这张报纸被我捋得平平整整，一直珍藏在儿子的病历里。
感谢那两位叫杨敏和应述辉的通讯员，他们平实的语言如此贴切地写出了一个好医生的形象。
“孙主任说，做医生首先要学会做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患者的生命更是脆弱，医生不能出次品。因此，要求技术上扎扎实实、医德上要充满爱心，医生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更要为病人制定一个既经济又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
生命——这个字眼强烈地振憾了我的心。
儿子生病以来，我所见过的医生，他们的言行告诉我，医生只是一种职业，做检查、开处方只是职业的需要，而病情的好转与加重，只是病人的事情。他们依着各自的本性日复一日地，做着这个在病人眼里无比神圣崇高的职业，生命只是病人的生命，只是他们赖以谋生的客体罢了。
可是，这个医生，他说到了做人，说到了人的生命，说到了病人的生命！一字一句地我把报纸看了几遍。一种母亲的直觉告诉我，找到他，儿子的命运也许会出现转机。
医院刚刚成立湖北省脑科中心，孙荣君教授在6月10日刚刚出任这个省极重点科室的外科主任。
“命运是变数，而不是定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一切皆有可能发生，只是机缘未到。而这机缘，便是指众生的品性、道德、觉悟，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行为动态和他身边由此而衍生的种种助缘，冥冥之中相辅相成，渐成气候，一俟成熟，便是命运。”
一直以来，我想为儿子有幸遇到孙荣君主任的机缘找一个让我信服的解答。直到不久前在一本佛教经典上看到这样一段话——每一个在世间受苦受难的生命，都有机缘找到一个解救你的贵人，只要你决不放弃对生命的希望。
十五、改变命运的瞬间
第一次见孙荣君主任的时间很仓促，接电话的时候他说那天他正好有一台手术，如果要找他的话，最好在早上八点半钟之前。
早上不到六点钟，我们坐的公交车就启程了。那种兴奋与期待的心情，很久没有过。
医院不在市中心，那个地方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在一个路口过早，儿子还没有吃完，丈夫唯恐错过时间，就带着病情医院赶。等我和儿子走一路问一路，在医院住院部三楼医生办公室找到他的时候，只见儿子的磁共振片子挂在阅片器上，几个医生正围着细看。
我悄悄地问丈夫：“哪一个是孙主任啊？”丈夫边往门外走边对我说，刚才孙主任看了片子正要说话，护士过来说病房里有点比较急的事，孙主任说那你先在这儿让我们的X教授看看片子吧，就到病房里去了。
X教授大约有七十多岁了，脸上有颜色很深的老人斑。他端坐在那里，虽然戴着老花镜，可还是要眯着眼睛看片子，被几个年轻的医生围着，颇有德高望重众星捧月的气势。我猜这就是报纸上介绍的、来自T医院神经外科、拥有很多学术头衔的客座教授吧，敬仰与荣幸之情油然而生。
我和丈夫进门的时候，X教授已经开始下结论了：“你们看这里面斑斑点点的东西，说明瘤子已经出血了。胶质瘤出血意味着什么？加上基底节这个很不好的位置，这种情况最好是不要动手术。”
又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已经不再吃惊：“您看……如果手术成功了呢？”
旁边一位年轻的医生打断了我的话：“X教授可是我们华中地区脑外科的学术泰斗，他的结论，一般是没有人推翻的。”
我还是不甘心：“可是，万一手术能够成功呢？”
X教授摘下眼镜，语气凝重：“做一个脑外科手术，最少费用五万块钱，象你孩子这种情况，也许在手术台上就醒不来了，好一点的话偏瘫，活着也痛苦。”
那位年轻医生上下打量了一会儿丈夫和我的衣着，似乎想从这里知道我们是否有能力承受这五万块钱：“我们X教授的意思是，你花了这五万块钱，到头来也是人财两空！”然后他满怀同情地望着丈夫问：“你们有几个孩子呀？”
丈夫不回答年轻医生的话，他近乎哀求地望着X教授：“可——我们还是想给孩子做手术。”
这时，儿子笑眯眯地跑了进来，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儿子见这么多医生望着他，有些不好意思，调皮地挥挥手又跑出去了。
几个年轻的医生开始议论纷纷：“哎，这小孩走路是有那么一点颠颠的。”
“不过，总的看上去状态还不是很糟糕。”
“是啊，你说要是这种状态做了手术，可惜了，再说要是手术以后小孩瘫在床上了，这做父母的还以为是医生的手术没做好。”
见我和丈夫还眼巴巴地站在一边不肯走，那位一开始就跟我们搭话的年轻医生，有些打发式地说：“这样吧，如果你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尽尽心，就先回家筹钱，看孩子这状态，手术也不必急着做……”
那种绝望的撕心裂肺的痛，再一次向我袭来。
丈夫声音发颤地一边收拾片子一边对我说：“还说什么呢，走吧。”
已经走到了楼梯转弯处，我一手牵着儿子，一手拽住丈夫的胳膊不肯下楼梯：“我还没见过孙主任呢。”
丈夫听了我的话，下意识地两边张望起来。然后他指着前面走廊里，刚从病房出来的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医生：“喏，他就是。”
儿子的命运，就在那一瞬间改变了走向。
孙主任显然也看到了丈夫，他径直走了过来：“怎么样？”
丈夫有些语无伦次地把刚才的情形复述了一遍。
孙主任眉头微皱，指了指儿子：“要我说呢，看你儿子这年龄、这部位、这症状，我不把胶质瘤的可能性放在首位，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生殖细胞瘤，第二个可能呢，是海绵状血管瘤，最后才是胶质瘤。”
我和丈夫这两个医盲，第一次听说脑瘤除了胶质瘤以外，还有别的性质的瘤子。听着这两个陌生的名词，我们目瞪口呆地望着孙主任，接不上话来。
孙主任随手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摸出纸和笔，一边说一边走到护士站的工作台旁，一边在纸上比划一边说：“生殖细胞瘤对放射线非常敏感，一般通过单纯的放疗就可以治愈，如果是海绵状血管瘤呢，情况也好办多了。”
丈夫接过纸片，只见上面分（1）、（2）、（3），依次写下了生殖细胞瘤、海绵状血管瘤、胶质瘤。
孙主任又拿回纸片，在（1）的后面写下“诊断性放疗”几个字：“你们先可以做一个诊断性的放疗，大约做十来次吧，然后再做一个磁共振检查。如果瘤子缩小了很多，那么就可能是一个生殖细胞瘤，如果瘤子没有什么变化，就要考虑另外两种可能性。不过我觉着吧，还是第一种可能性大一些。”
“放疗怎么做？医院能做放疗？”我们完全不懂。
孙主任耐心地笑了：“医院，医院，都可以做。”
他是第一个没有说“不能”，也是第一个没有示意我们放弃儿子生命的医生。
“那——您这儿不能做吗？”短短的几分钟，让我对这个面目慈善语气诚恳的医生，产生了从前对任何医生都没有过的信任甚至依赖。
孙主任摇摇头：“我们这儿暂时不具备这个条件，没啥，在哪儿做都一样的，你把我这意思说了，一般放射科的医生都明白。赶紧去吧，越早越好，这东西长起来挺快的。”
临走的时候，孙主任说了这样一句话：“不管结果怎么样，别忘了给我个信儿，或者回头再来找我。”
“不管结果怎样，别忘了给我个信儿，或者回头再来找我。”——也许，这个挽救了我儿子生命的诊断，就是从无数句这样的道别语中得来的经验。——也许，这只是一个有良知的医生，面对病人和他们的亲人期待的眼神，情不自禁地表达出来的同情与关怀。
与那些正襟危坐的专家教授一板一眼的诊断结论比起来，孙主任这句站在楼梯口说出来、象朋友道别一样平常的话，显得多么没有专业水准，可是它却无可辩驳地诠释了一个关于医生的词：医者仁心。
“德不近佛者不为医，术不近仙者不为医”。一个善良仁慈、医术高明的医生，能够为这个世界留住多少幸福啊！
从医院出来，我们先到X医院，找门诊医生说要做放疗。医生莫明其妙地看着我们，说要做放疗就到X医院去吧，门诊大厅后面的院子里有车直接送你们去。
车身上写着“X医院”字样的客车上差不多坐满了人，我们一上去，车就开了。
X医院座落在离市中心比较偏远的地方，宁静得让人心里慎的慌。
在门诊室里，接诊的医生听了我们的陈述，简单地在病历上划下了“生殖细胞瘤？胶质瘤？收入住院”几个龙飞凤舞的字，说去住院部吧，找樊主任就行了。
到住院部办好了手续，找到主任办公室，只见好几个病人在等着主任看片子。那个樊主任一个一个病人地看着，说话的底气很足，很年轻有为的样子。
看了儿子的片子以后，他仍然保持着自信的微笑：“这个百分之九十是个胶质瘤，做了局部，可能还要做全脑。”
我不知道一个医生在对自己的病人说出如此残酷的病情的时候，怎么还能够笑得如此从容轻巧？更何况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天真的孩子。
那笑容让我非常反感，他的话更是让我刚刚看到光明的眼前又一次黑暗下来：又是胶质瘤！
我对丈夫说这个主任说是胶质瘤，那做放疗有什么用，孙主任不是说生殖细胞瘤对放疗才敏感吗，我们不住院了，回家吧。丈夫说回家又怎么办呢，不要感情用事，既然来了，还是做吧。
世界真是如此之小。上楼的时候刚出电梯，我们就碰到了单位里退休的老会计朱阿姨和她的老伴，他们手里拿着吃饭用的便当盒准备下楼。原来，已经是午餐时间了。
大家相互惊讶地看了一眼，我先开口叫道：“朱阿姨，你怎么在这里？”她的老伴指指朱阿姨，讪笑着说：“她的肝上有点毛病，你们是来探望谁的吗？”我说不是的，是孩子有点不好。
我发现，多时不见，朱阿姨憔悴了不少，原来白白胖胖整天乐呵呵的一个老太太，看上去又黄又瘦地没有精神。听说我是孩子不好，他们都很震惊，欲言又止最后还是没说什么。后来才知道朱阿姨得的是肝癌，那时已经是晚期了，做了好几个疗程的化疗了。一年多以后，她就去世了。
时隔二十多天，医院，在踏进病房的那一刻，儿子愁眉苦脸地说：“妈妈，我一看到病床就难受，是不是又要打针了？”
下午医生一上班，就通知儿子去做放疗定位。
送儿子进了定位室，我的心忐忑不安。我还在犹豫，是不是应该让儿子留在这里？我说服自己留的理由是孙主任说要做诊断性的放疗，这与我要病理活检的想法殊途同归；我说服自己走的理由，是这里的医生准备做的是胶质瘤的放疗，这与我们来的目的背道而驰。
一个多小时后，儿子出来了，两边的太阳穴上一边多了一个红色的十字叉。
从家里出门的时候没有想到要住院，什么东西也没带。丈夫说他回家去拿，明天一早赶过来。
住院部里出出进进的人，大多是形容憔悴，光着脑袋。晚上到朱阿姨的病房去串门，她的邻床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顶着干巴巴白晃晃的脑袋，锁骨与颈部之间是一大片灼伤的红通通的皮肤。儿子见了女人这副模样，吓得赶快跑到门外，直喊“妈妈，快出来呀！”
在对癌症有了一定的了解以后，我想那个可怜的女人可能得的是淋巴癌，光脑袋是化疗的结果，而大剂量的放射线灼伤了她的皮肤。
晚上，儿子的主治医生让我去签“放疗知情同意书”。
那是一场完全公式化程序化的谈话。
医生先把那张纸上的条条款款念了一遍，我只记住了诸如可能导致脑水肿、可能导致脑萎缩、可能损坏视神经、可能损坏听神经、可能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和智力发育……我很无知地问：“这些可能都会发生吗？我不指望孩子将来怎样出类拨萃，可是总要能过上一般正常人的生活吧。”
那个现在我已经完全没有了印象的医生，只回答了一句：“放疗只延长病人的生存期，想那么多干嘛。”也许是他听到的这样的问题太多了，以致麻木不仁。
我不知所措地说，请您等一会儿，我打个电话跟我爱人商量一下好吗？
医生说好吧，等你一刻钟。
一刻钟能做什么？一刻钟能让一个母亲决定，是否让她的儿子去做那种延长生命却又摧残身体的治疗？
我在走廊里给丈夫打了电话。丈夫良久无语，最后说：“不要感情用事，签了吧。”
那是我平生签得最痛心的一次名字，在“与患者关系”那一栏，我写下“母子”二字的时候，我的心几乎死去。
医生面无表情地合上了他刚刚为儿子填写好的住院病历。
想带儿子回家的念头再一次占据了我的脑海。
我不敢回到病房看见儿子，我出来的时候他正在入迷地玩着病房电视机里一种叫做“俄罗斯方块”的游戏。
我在走廊里久久地徘徊，我不能想象活下来的儿子，象流浪街头的那些弱智孩子一样矮矮小小、痴痴呆呆、斜着眼睛、流着口水、被无聊的路人肆意戏弄……不知什么时候，已是泪流满面。
第二天一大早，医院外面去过早。坐在对面的是一对老人，看样子是老头照顾老太太。老太太的听力好象不行，使她看起来有点呆呆的。
见我一直看着他们，老人和气地朝我点点头：“你们也在这里看病？谁不舒服？”我说是孩子，脑子里长东西了，医生说要做放疗。
老人怜惜地看看儿子，心酸地摇摇头：“放疗不好，我这老伴儿三年前得了鼻咽癌做了放疗，耳朵就不行了。这两天又说头疼得厉害，我就带她来看看，医生说可能还是放疗的反应，要住下来打针。”
我放下手里的筷子，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一听丈夫的声音，我对着手机几乎是在叫喊：“你别过来了，我要回家，我这就带儿子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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